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1947 年9月，中国共产党发出“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号召。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

报告阐明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即：“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报告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报告还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报告说，这些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任何反人民的军队所不能利用也无法对付的。这显示了党对胜利前途的自信。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十二月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党中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新形势下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这是因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对于如何适应新的原先不熟悉的情况，做好新区工作和城市工作，党还缺乏经验。而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出现侵犯中农利益和民族工商业利益的偏向，甚至笼统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错误口号。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严肃地告诫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在探索接收城市经验的过程中，1948年2月，党中央批转《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6月批转《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12月又批转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由于党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政策， 新解放城市的社会秩序都很快趋于稳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为保证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严格地得到贯彻执行，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迅速克服过去由于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下产生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党中央要求各地严格遵守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建立定期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同时，及时批评党内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要求加强党的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

这时已处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胜利的历史转折期。党的历史证明，在历史重大转折到来时，必须有预见地认真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制定正确的对策，采取有效的措施。党在这个历史时刻制定了各项切合实际的政策，并为增强全党同志的政策观念进行大量工作，使全党在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基础上保持高度的统一，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新发展

和民主党派的历史性选择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有了新发展。广大学生越来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因而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迫害”的旗帜下展开斗争。1947年10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遭非法逮捕，惨死狱中。杭州、南京、上海、北平等12个城市的10万余名学生掀起了一场“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斗争。1948年4 月，华北学生为抗议当局取缔华北学生联合会的斗争与平津地区教职员工为要求调整待遇而进行的斗争相结合，形成声势浩大的四月风暴。5月至6月间，又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爱国运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陷于彻底的孤立。

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他们中间一些人，曾经主张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中间路线”，也就是所谓“第三条道路”。但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当局对爱国民主力量迫害的加紧，以及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曾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间阶层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迅速走向破产。

在中国两条道路、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决战中，原先的中间力量出现了分化。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大多数人在抵制伪国大、反对伪宪法的斗争中，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他们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并在斗争实践中不断进步，这是各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的表现的主要方面。这使中国各民主党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的民主党派主要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他们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在这些方面，他们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了积极争取和团结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也帮助了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加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使国民党当局感到惊恐万状，铤而走险，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加紧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盟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所办的几家报社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5月，国民党公然污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等“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 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发表公告，宣布解散。

1948年1月，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表示今后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义革命的立场。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局面的形成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热烈响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1949年1月，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同年春，毛泽东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它们不再是国民党政权下的在野党，而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担负起管理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