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5月17日，原驻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5月21日，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史称马日事变。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在6月6日以“礼送出境”为名，把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并开始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

面对这种形势，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卫看成是国民党左派。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把希望寄托在北伐军同冯玉祥部的会师上。北上的国民革命军经过浴血奋战，击溃了奉军在河南的主力，使东出潼关的冯玉祥部得以在5月31日占领郑州。但这时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发生急剧变化。6月20日，他到徐州同蒋介石等举行会议，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事态的这种发展，大大加快了汪精卫集团的反共步伐。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共产国际执委会曾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给中共中央发来相应的指示（即五月紧急指示）。其要点是：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把农民协会变成乡村政权；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两万共产党员；没收地主土地。虽然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错误，但这个指示是把当时挽救时局的关键问题提出来了。当然，这不是说中国革命当时有可能轻易取胜；而是说，采取这种果断措施之后，党将有可能同汪精卫集团进行有力的斗争，一旦发生突然事变，也可以在早有戒备的状态中给反动派以有力的反击，而不致遭受过分惨重的损失。但是中共中央认为，五月紧急指示提出的任务是难以实行的，仍然企图以无原则的让步来最后拉住汪精卫集团。

为了挽救革命，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于6月初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随后省委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的建议。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目前工作计划》中也提出“上山”的主张。然而，这些建议都被中共中央所否定。7月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向国民党作出种种无原则让步的表示，引起党内许多人的不满。会上，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提出意见书，批评陈独秀，要求公布五月紧急指示。陈独秀竟将意见书当场撕毁。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被紧急从湖南召回的毛泽东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的力量。他还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会议虽然同意部分农民武装可以“上山”，但对这项工作并未制订具体计划或采取相应措施去落实。其结果，不仅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被取消，武汉的工人纠察队也宣布解散了。在当时革命形势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无原则的让步不但没有起到稳住武汉国民政府的作用，反而更加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为，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将继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作用。

同一天，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一伙“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为。7月14日，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严正指出，党内领袖不能贯彻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速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以与辛亥革命根本不同的规模和形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场大革命，特别是广泛深入的工农运动，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这就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这场大革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失败前的短短6年内，党由50多名党员曾发展成为拥有近5.8万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因此获得巨大的胜利。但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很难在发动第一次冲击时就赢得最后的胜利。大革命的失败，从客观方面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强大，是由于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分化，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拢和支持下，先后投入反革命营垒里去了。从主观方面来说，这时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应付如此复杂环境的政治经验，缺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由此导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革命遭到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上曾作出决议参加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当时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虽然对这次大革命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他们的主意有些是正确的，但由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出了不少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这对形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着直接影响。大革命从兴起到失败的经验教训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同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共产党直接统率和指挥的军队；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充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扩大革命的力量；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既要发展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的数量，更要巩固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的质量。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走向成功。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仍是不可磨灭的。这场失败了的革命，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了光荣的一页。党开始掌握一部分革命武装。与此同时，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由于经历了这场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所有这些，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