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工农群众运动立刻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表现得更为显著。

在这些省份，首先高涨起来的是农民运动。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同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的农民运动为重点。拿湖南来说，从北伐军进入那里到第二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在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平江、衡阳等县，几乎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民协会的组织中。农民有了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攻击的形势简直加急风暴雨，真正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1月间激增到二十万人。江西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0月间也有五万多人。在这两个省也开始出现农村大革命的形势。这样的农村大革命，在过去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广大农民的这种革命发动有着十分巨大的意义。毛泽东在当时就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在城市，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湖南、湖北两省总工会在九十月间相继成立。到1927年1月，两省的工会会员发展到七十万人。武汉参加工会的人数从北伐前的万余人猛增到十万人。许多县也陆续成立县工会。不久，江西省总工会也正式成立。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都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了武装的工人纠察队。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的工人相继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封建性工头和包身工制等要求。这些斗争大多取得了胜利。但这些城市特别是武汉的工人运动，也出现一些“左”的倾向，有些工人、店员的工资增加过快，工时减少过多，使部分中小工商业者无利可图，对有些中小工商业者还进行了过火的斗争。

在湘鄂赣等省掀起革命风暴的同时，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在继续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奉（奉系军阀张作霖）倒段（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斗争。

1927年1月，由于英国水兵在汉口和九江登陆打死打伤中国人，武汉工人和其他市民在共产党员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下，冲入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也接管了九江英租界。2月19日和2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同英国方面签署协定，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从1926年10月开始，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第一、第二次起义由于条件不成熟和准备不充分而遵到失败。接者，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一一特别委员会，由除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任委员，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择。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下，上海工人于1927年3月21日成功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3月22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举行市民代表会议，选举19人组成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即上海市民政府），其中有罗亦农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0人。上海临时市政府虽然只存在24天，但它是在党的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